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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在岗亭里读康德的保安北大保安变身记

2019-11-10 21:12:33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一个在岗亭里读康德的保安:北大保安变身记

他是一个在岗亭里读康德的保安,他的励志故事被写成一本10万字的书,北大校长周其凤为其作序。正如书名一样,他“站着上北大”。如今,几年过去,这个特殊的学生有着怎样的经历

甘相伟坐在教室第二排,努力忍住让自己不要笑出声来。

这是北京大学基础采访写作的最后一堂课,教授徐泓正给这些大二的学生布置一份“接地气”的期末作业——写写校园里熟悉的陌生人,比如宿舍楼长、卖水果的小贩或者修车师傅。

突然后方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:“我想写周其凤校长给他作序的那个保安。”

甘相伟一愣,但并没有回头,等同学发言结束,才举起手:“徐老师,我就是那个保安。”

教室里发出一片“啊”的惊叹声,掌声随即响起。

由于教室里有好几个学院的学生同时上课,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穿着条纹体恤衫、总是坐在前三排的大男孩。

“甘相伟给了本课最大的惊喜与总结。”徐泓说。

实际上,这个清瘦的同学已经30岁了,他已经在校园里“潜伏”了近5年。他用站岗的间隙,旁听了法学院、中文系、社会学系以及心理学系的课程,而且总有办法坐在教室前三排中间的那个位置。3年前,他通过成人高考,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,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10万余字的书,连北大校长周其凤都应邀为他作序。

“在这个新媒体时代,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爆炸点。”他复述着刚从课堂上听到的观点,“叫什么来着?专业术语叫……”他用手摁着太阳穴,想了好一会儿,然后猛地抬起头,伸出一根手指,“自传播!是有这个术语吧?”

2007年9月,甘相伟和3000多名新生一同走进北大校园。他的身份是个在西门站岗的保安。

用他自己的话说,保安只是一个跳板,他要“借”个身份上北大。

最初,这个小保安感到很沮丧。因为连要求校外人员出示证件这种例行的工作也会碰钉子,“哎呀,你不就是个保安吗,还查什么证件呀”。

很多次,看到擦身而过的学生,他都忍不住埋怨自己“当时怎么没有一步考进来” 。当年高考失利后,他上了大专,后来当过教材推销员、小公司的法律顾问、农民工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。他还会有些不服气地问:“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进课堂?”

换下保安服,背上单肩书包,甘相伟忐忑地走进教室。他第一次旁听只敢坐靠后的位置,生怕老师点名时会注意到这个一直没有举手的人,更害怕同学知道后会盯着他看个不停。

当然,那堂课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坐在旁边的同学甚至还把他当做中文系的学生,问他“最近在看谁的作品”。

“鲁迅的散文集《野草》。”他回答。

后来,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里抢占前三排的位置。有时为了听课,还要和同事换班。他随身带着小纸条,记下别人提到的书籍;为了买书,他可以一连吃好几天的方便面;可以不顾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,在岗亭里读康德。

连给学生指路时,他都不忘打听:“你是那个系的?你们系那些老师讲的课好?”

一次,他在西门执勤时遇到教育学院的教授鲍威,下班后就赶紧发了一条短信过去:“鲍老师您好!我是西门保安甘相伟,很高兴认识您!请问您的课是什么时间?在那个教室?我很想去听。”

他知道那些课有口碑,也知道从那些秘密渠道获得课程表。对于老师的名字,他如数家珍。好几次,他在西门认出那些没带车证的知名教授,利用自己保安的小小权力把他们放进去。

“比如着名的医改专家李林,你知道吗?”他不放心地跟确认,“就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老师,给国家领导人讲过课的……还有汤一介,你知道他吗?我一看,马上让他进去了。如果换其他的保安可能就要为难人家。”

他很少提及工作的心酸,更愿意回忆在校门口私放曾子墨、在校园里遇到国家领导人的经历。他甚至觉得,在校园里给胡锦涛主席站岗的那次,主席还曾向他点头致意。这让他感到很有成就感。

可一旦走进教室,他就不愿意暴露保安这个身份。

一次,在社会学系旁听时,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问题。甘相伟第二个发言。他说,北大校园里的后勤人员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,应该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,融入燕园。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一名后勤人员。

2008年,甘相伟考上北京大学为后勤人员开设的平民学校,保安队有近500人,每年只有20个名额。年底,他又通过成人高考,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。他也有了学生证,不用再去求学生帮他领免费的演出票,甚至还有同事问他借学生证,去买半价的电影票。

他觉得自己终于融入北大,这让他感到自豪。

这个励志的故事经《人民》报道后,甘相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。他随身带着自己印的名片。正面是北京大学的校徽,“甘相伟”的旁边印着“教育顾问”几个小字,背面写着他的服务项目:成人英语、书目推荐、心理咨询、人生设计……

保安队里有一个安徽的高考落榜生打来:“甘哥,我是看到你的故事来北大做保安的。”

他成了保安队里“最牛的人”,连假条和报告,都有人求他来写。那些也在自考的同事看见他就喜欢问一句:“今天有没有讲座啊?”、“今天去那里看书呀?”他还给自考法律专业的同事推荐贺卫方的讲座,告诉对方“这个人挺有名”。

“你知道贺卫方吗?”他突然转过头问。“你怎么知道他的?”

那时,他已经不避讳自己的身份,有时还主动和周末班上的同学提及,可以用自己小小的职权,把他们的车放进校园来。

只是周围的人想不通,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当保安。

曾有同学想给他介绍对象,对方女生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“一个保安?”

有人也劝过他:“相伟,你也到了成家的年龄,应该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。”可他听了只是笑了笑,“算了吧,我还得在这儿待几年。”

甘相伟继续潜伏在北大的校园里。他喜欢随身带着自己的新书,却并不喜欢媒体总是安排他拿着他出的书,招摇地站在校门口照相。

“眼球都吸过来了,我觉得这样不好。我不太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”他说。

在未名湖畔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突然机警地把椅子上自己那本书扣了过来。“别被别人看到,别人老是盯着瞅,不好。”游客一个接一个从旁边经过,他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。

这本名为《站着上北大》的书,是他5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所写的随笔集。他觉得出书很简单,只要字数够、内容吸引人就可以。不曾想找到的第一家出版社就委婉地拒绝了他,理由很简单:有一个人也从农村来,后来还去了哈佛大学,他的经历都还没出版呢。

他又给其他出版社打了十多个,对方的拒绝更加直接:“现在那有不花钱出书的。”

2011年11月底,甘相伟给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了封电子邮件:“我是一个从湖北农村来的孩子,一个小人物,看到和蔼可亲的周校长,我感到非常亲切……这本书要出版了,我诚恳地邀请周校长帮我写一篇推荐序或者一句话,可以吗?”

几天后,甘相伟拿到那篇打印在A4纸上的序言。他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,都快把这1000字背下来了。没过多久,接受他投稿的一家出版公司有了回音。

拿到样书的那一天,甘相伟给身在湖北的母亲和上海的姐姐分别打。他还记得,那时候家里穷,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,姐姐中专毕业就出去打工了。小学时,家里连11元的学费都交不起,妈妈只能给他5元,他又急又气,大哭大闹。

那时,他连城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,走在蜿蜒的山路上,他一度认为这个世界只有山村和田地。

不过向说起童年的困苦,他也不忘引用孟子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这样的话来解释。就像他总结自己的成功时,也会“掉书袋”似的说:“阿基米德也说过,给我一个支点,我可以撬动地球。”

就在他的书出版前几天,甘相伟辞去了保安队的工作,他觉得是该做新打算的时候了。

不过,他还是习惯到北大校园里自习、读书,习惯把媒体采访约在湖光潋滟的未名湖畔。经过北大校门时,认识他的老同事打趣着跟他说:“看到你上电视啦,好厉害呀!”

还有一些陌生的新同事让他出示证件。这时,他会像北大学生那样晃晃手里的学生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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